为什么中国企业离不开讲黄段子？一集看懂中国式职场的潜规则
性骚扰如何成为中国企业文化的润滑剂？｜心理学｜创伤｜精神分析｜政治｜中国社会｜
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聊中国的职场文化。前些天我和一位朋友聊天，他就观察到了中国企业内部似乎普遍喜欢讲黄段子，而在外企，这属于被严格禁止的性骚扰行为，就连在职场中judge女性的容貌，包括随意夸奖对方漂亮，颜值高，也容易被视为一种冒犯。西方社会的这种对于被物化的警惕，与中国的那种缺乏边界感的职场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的观察也引起了我的共鸣。所以今天我就想简单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在过去的几年里，许多在中国企业或者体制内工作过的朋友都向我分享过自己对职场的观察，她们发现，性骚扰，以及带有色情意味的工作氛围，在中国的职场中是相当常见和广泛的。最为常见的模式就是男性上级对女性下属的性骚扰，包括性暗示、调侃、挑逗、讲黄段子以及令人不适的夸奖，有时这种骚扰是带着威胁成分的。
平级之间的性骚扰虽然不带有权力色彩，但同样是存在胁迫性质的，比如在很多中国公司聚餐的酒桌上，男同事们的一个常规娱乐项目，就是开在场女同事的黄色玩笑，或者问一些严重侵犯个人边界的问题，比如谈过几任男朋友，是否发生过性关系，美其名曰活跃气氛，融洽关系，领导对此也是乐在其中。在这一时刻，男性领导和员工之间仿佛放下平日的恩怨和矛盾，缔结了一种特殊的，超阶级的精神纽带。在这种群体压力下，被调侃的女同事往往只能陪笑或者尴尬在那里，很难发怒和翻脸，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开不起玩笑”，不够幽默，缺乏团结协作能力等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就连下级表达对上级权力的不满和反抗，往往也无法摆脱性别权力结构和男性特权的叙事。比如这些年流行的一个网络段子，有几句话是这样的：“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敬酒我不喝，领导喝水我刹车，领导秘书我乱摸”，很显然，这个段子表达的是对权力秩序的解构、讽刺和挑战，但它仍然认同了一种陈旧的性别权力结构，在这个段子中，女秘书被物化为一种附属于上层阶级的工具或财产，而段子中的“我”代表的是具有革命性的，旨在推翻旧秩序的无产阶级，但在这种革命中，女性仍然是没有主体性和尊严的，她只是一个权力结构中的阶级符号，区别只在于她是依附于旧权威还是依附于底层男性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在对女性的侮辱和物化中，说话者不仅不感到自相矛盾，反而产生一种底层特有的道德优越感和复仇的快感，这种道德优越感遮蔽了他们对于旧权力秩序的无意识认同，他们试图通过性别化的复仇来实践阶级斗争，但这种斗争在道德上又是虚假和可疑的。我们知道，这其实也是中国屌丝叙事的深层逻辑，当然这种心态很值得分析，只是这里不是展开讨论这个话题的地方。
在中国的各种恶劣的职场文化中，除了酒桌文化之外，破冰文化同样容易产生大量的性骚扰。所谓破冰，指的是通过一些集体游戏，使团队成员快速熟悉，打破彼此的陌生和尴尬，但这在中国企业内部常常演变成了一种低俗和侮辱性的活动，包括阿里这样的大厂。比如这篇文章就提到了：
阿里的破冰环节俗称“开荤大会”，会追问性行为细节，要求做不雅动作等。”更严峻的是，这种扭曲的“破冰文化”正像病毒一样传播到其他公司。几位采访对象告诉我们，他们所在的公司也有类似的破冰活动，组织者正是“从阿里系出来的人”。 破冰上比较常玩的游戏是真心话和大冒险。大冒险的时候就会要求做一些不雅动作……。有的新员工觉得挺不爽的，立马辞职了。更多的没有辞职，但一直对公司充满怨气。对破冰环节的投诉，接到的太多了。但大多都不了了之，不会做什么处理。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很多领导明明知道这种侮辱性的活动容易引起很多新人，尤其是女性员工的怨气，但仍然没有制止这种风气，甚至刻意纵容和鼓励。这似乎与建立团队凝聚力的初衷相矛盾。相信大家还记得，我们在10月5日的这期探讨爱国宣传淫秽性的视频里，其实提到了这种矛盾性。当时我们说道：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完全禁欲的，但这只是事情的表面，对体制而言，必须通过一系列潜规则，为个体寻找一个满足快感和欲望的出口。显规则和潜规则承担着不同的功能，但对于维系体制稳定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正如齐泽克在The Metastases of Enjoyment这本书里所说的：
法律分裂为成文公法和它的阴暗的、未成文的，淫秽的，秘密的法则。这种分裂来自何处？来自公法的不完全，非全部的特点：清晰的，公共的规则能力不足，因此必须由一些秘密的未成文的规则来补充……周期性地违反公法，是社会秩序所固有的，它承担着后者稳定性的条件这个功能。
在那期视频里，我们举了抗日神剧的例子，就说到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在审查机制如此严苛的情况下，抗日剧仍然会出现那么多色情且低俗的桥段，但其实在性压抑且色情文学被高度管制的当代中国，充满色情和低俗情节的抗日剧却成为观众通过影像享受某种隐秘快感的渠道。这种双重机制不仅让观众可以保留“爱国者”的道德身份，还能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释放被压抑的性欲望。这种现象正是齐泽克所说的超我与符号性法律相互补充、相互强化的表现。符号性法律提供了公共的正义框架，而超我淫秽性则暗中命令个体去追求禁忌的快感，这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却共同维系了体制的稳定性。
同样的道理，在中国的职场文化中，性欲和攻击性的表达也不仅没有被真正打压，反而成为了权力体系中隐藏的享乐机制，最终成为了维系体制稳定性的重要工具。
当然，这种稳定性主要是针对认同这种逻辑的男性成员而言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职场中，男性特权的叙事常常能够在男性之间形成一种超越了阶级差异的特殊精神纽带，即便彼此之间存在深刻的矛盾和权力斗争，但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又往往能形成某种隐秘的共识，也就是不论存在何种阶级差异，认同这一套逻辑的男性都默认自己具备某种支配和物化女性的特权。也正因为此，这种隐秘的共识常常是掌权者缓和阶级矛盾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手段中，对女性的凌驾感和优越感，成为了这部分男性之间的一种调和剂。无论是领导还是下属，彼此都可以通过共同物化和贬低女性来缓解彼此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是一种心理上的“缓冲机制”，即通过将注意力从阶级冲突转移到对女性的贬低上，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淡化男性之间的矛盾。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军队。在人类历史上，许多军队的统帅在破城后，常常将女性视为战利品奖励给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即便这种纵欲行为损害了整个集团的利益，统帅往往也不愿或者不能有效制约下级对女性的掠夺，因为统帅的权力实际上还是建立在对下级的依赖上，作为一种高度依赖男性气质来维系纪律性和战斗力的组织，军队内部格外需要以男性欲望的满足来作为权力的粘合剂，通过对这种暴行的默许，独裁者与军队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因此，主人和奴隶，独裁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经常是复杂的，交替的。独裁者看似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实际上，他们经常受到下属无意识欲望的约束，甚至成为这种欲望的奴隶。正如斯大林可以发动大清洗，处决几十万人，但他却不去制止苏联军队在东欧和南欧的暴行。这种军队体制的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的职场文化。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在发家阶段，创业阶段所形成的文化气质，往往会深刻影响这家企业日后的制度路径，尤其是企业管理层在看到这种文化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后，就会有意无意地推广这种文化，在其他部门和管理层中进行复制，从而成为企业内部难以消除的结构性问题。正如这篇文章所说的：
阿里这家公司的企业文化有三种：精英文化，工程师文化和草莽文化，其中草莽文化呈现出压倒性的态势。而那种恶俗的破冰文化正是草莽文化的最好体现。阿里是以“中国供应商”发家的，更多是面对To B商家的业务，本质上是一家销售型导向的企业，在中国，销售常常具有外向粗放的属性，为了刺激销售员的狼性，公司搞出了喝血酒、绑红绳、PK等等活动，每一个活动都充满江湖草莽气息，而破冰活动更是如此。这些活动的目的简单明了，那就是磨去个人性格、塑造集体归属感、增强员工服从性，如此才有了“阿里铁军”的传说。而当这种江湖气息浓重的草莽味文化被管理层放大后，逐渐被一些人拿来当作释放自己私欲的借口，部分管理层的纵容则加剧了这种文化的扩张。
在中国，依靠销售发家的企业容易形成以草莽文化为核心的男性特权的职场文化。这种文化通过对权力的绝对服从和对女性的物化来维系。因为物化女性的思维其实就是诉诸于某种自然性，最为简单直接，因而也很容易成为激发男性员工竞争欲和能动性的动力，中国的政府和企业特别爱用铁军，战狼之类的比喻，也是这个原因。
那么问题来了，全世界的销售型企业那么多，为什么中国就形成了这种职场文化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我们在今年1月12日这期视频里，提到了中国企业家普遍热衷于读毛选，以毛式风格管理企业。董明珠，任正非，宗庆后等人，都是著名的毛式企业家。这是因为他们青少年阶段都是在毛泽东的影响下度过的，毛泽东思想是他们认知世界的唯一的理论资源，毛泽东也是他们所熟知的唯一的成功创业者。因此，毛泽东的那种草莽气质，浪漫气质深深吸引着他们，不过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仍然是一个官僚主导的社会，中国的官僚文化本身就自带一种草莽气质，这源于党在历史上长期处于武装斗争和激烈的政治博弈之下，草莽文化的核心在于对权力不计代价的追求，以及在复杂权力斗争中的灵活应变。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忠诚，服从，听话，出活是最重要的价值，而规章制度、法律和正式程序，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往往被视为次要的，只要能马上见效果，即使是刺激人性的阴暗面，利用某些暗黑的文化也是毫无顾忌的。
正如我们在3月10日的这期视频里说的，官方表面上宣传妇女能顶半边天，鼓励男女平等，实际上仍然是以是否有利于革命立场来衡量和评判女性价值的，由于男性在革命最需要的军事和生产方面仍然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女性即便再拼命干活，她们的依附性地位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当然也意味着，在革命有必要的时候，女性同样可以被视为激发男性革命精神的刺激物和动力。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种底层复仇的正义感，恰恰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说的：
农民要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
所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这种草莽作派当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商业伦理。从1953年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算起，到八十年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几乎被灭绝了三十多年，这导致中国的商业传统和商业伦理被迫中断，不得不从一个更低的起点重新发展。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中国企业家都需要通过某些非正式渠道积累原始资本，他们的精神气质深受草莽式的权力斗争文化影响。企业家们不仅注重结果导向，更注重通过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来获取资源、实现财富积累。他们不仅需要在官场中游刃有余，还需要在一个相当野蛮、原始和初级的市场中，通过灵活的应变能力来杀出一条血路，而这恰好符合草莽文化中的男性特权逻辑。因此，在他们的企业获得成功后，这种文化当然就作为一种显性文化被发扬光大，而不可能受到真正的挑战和触动。而西方企业与政府权力的关系较为疏离，更不依赖于通过权力网络和非正式渠道来获取成功。即便在销售导向的公司中，虽然注重结果，但行为受到道德和法律的强制约束，性别不平等现象也会被视为公司治理中的风险因素。正如袁剑所说：
让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真正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那种作为一种场域而存在的西方民主、制衡以及平等的文化。事实上，早有明眼人洞察到：西方所谓公司治理完全是西方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在公司内部的一种文化投影和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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